果尔德施坦因的脸出现在电幕上的时候，例常的“两分钟仇恨”活动的开始了。这两分钟的愤怒更像一种古老的宗教仪式，在仪式中，教徒们用最疯狂的表现宣示自己对主神的虔信与对异教徒的憎厌。人群按惯例开始骚动，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喊，甚至毫无意义地攻击电幕。

温斯顿就是其中一个，他由心而身地愤怒。只是他愤怒的对象时而是果尔德施坦因，时而是老大哥、党、思想警察，时而又是背后的黑发女郎。

与局外人一样，他鄙夷这种荒唐的强制性愤怒。他不信教——不服从党的思想，这个外围党员一面小心翼翼地伪装作虔诚的信奉者，一面追求着一切与党相悖的东西，写日记，追寻性与爱，沉溺于纯正的巧克力与咖啡。

大洋国曾与欧亚国结盟。亲人曾互相扶持。在栗树咖啡馆坐过的琼斯、阿朗逊、鲁瑟福曾是党的领导人，他们的集会被报道在《泰晤士报》上。

电幕下的温斯顿对党的愤怒，来源于他的这些记忆。他痴迷过去，而对当下满怀抗拒，不吝于采取极端手段去改变，去获取相信真实的自由。

这巨幕之下个人的愤怒，几乎小得微不足道，甚至于毫无价值，带着悲怆的意味。这分愤怒终归消逝在对温斯顿身心的拷打中，他出卖了茱莉亚。

直到在栗树咖啡馆，他写下二加二等于五，然后由内心觉得：我爱老大哥。

我爱老大哥。

像冰裂的茶碗碎裂在地，失去了最鲜活的愤怒，放弃了自己最后的矜持与信念。

二加二，等于四。

合上书页，局外人的愤怒从淡漠而深刻的悲哀里生发出来。

这种情感带着一种敛藏而沉钝的意味，它是愤怒，却又包含了恐惧与悲恸。它不是旷野上的顿挫的狂歌，而是逼仄的白墙房里压抑的哑吼。声嘶力竭，而无济于事，雪白的高墙吸去了所有音浪，不置一词。

这并不是一种陌生的情感，从《大逃杀》到《浪潮》，从《1984》到《夹边沟记事》，极权所在之处，观者便会自然生发。极权远不止于在文艺作品中，东方的极权思想源于法家的术治和势治思想，西方的极权主义起于墨索里尼，而后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以各种形式在各种体制下隐晦地出现。

极权之下，人不再是作为自由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任人支配的部分，只能在一个巨大的头像前无条件地俯首。世间一切温暖美好的情感都被抹杀，一切微小的快乐都被视作罪孽。像茱莉亚猩红的腰带捆绑住一切善与爱。

所以我们掩卷而怒。

我们不是猪羊。人由遵循快乐原则的本我、遵循现实原则的自我与追寻至善至美的遵循道德原则的超我构成。最低俗的欲望属于人，最纯粹的善良属于人。人之生而为人，先是为“我”而存在，才是一个精神健全、人格独立的人。成为一个人，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与自由，任何政党不能将其剥夺。

《1984》曾是说明书，愿它从今以后永是警世通言。

愿巨幕用来放映欢愉。愿咖啡的醇香和葡萄酒的绵厚妆点生活的细碎。愿每一个人都在清晖之下尽情地爱与被爱。

二加二等于四。我爱我与这世界。

                                                           陈露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