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劳动经济学研一 金樟峰姚嘉冯亦封）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始终围绕着不同人的行为展开研究。对于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来说，相比非劳动年龄人口这一群体，把劳动年龄人口作为研究对象更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如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年龄人口收入分配的影响、城乡、行业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分配等问题近年来颇受劳动经济学者的青睐。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演变，尤其是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蔓延，仅仅关注社会劳动年龄人口的行为而忽视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交互行为日益显得不切实际。

生产和消费这两种行为在人的各个年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对社会劳动年龄人口而言，其生产往往多于消费产生盈余；而对社会非劳动年龄人口而言，其生产往往小于消费产生赤字。而代际经济活动的出现，使得社会总体的生产与消费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均衡：劳动年龄人口作为支付对象向非劳动年龄人口提供转移收入，而非劳动年龄人口作为接收对象接受劳动年龄人口提供的转移收入。如果说以往关注的经济活动更多的通过市场来调节和传递，代际经济活动更多的通过非市场这一途径来发挥作用。Ronald lee和 Andrew mason 在《population aging and generational economy》一书中基于全球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人口老龄化与代际经济活动的发展动态及最新研究进展。

首先，该书向我们呈现了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年龄结构的演变过程，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20世纪中期，一方面是工业化国家婴儿潮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使得孩子人数占全球总人口的份额急剧上升并于1975年达到一个峰值（55%）；第二阶段开始于70年代中期，妇女减少生育率以及50年代大量的幼年人口成为劳动年龄人口等因素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增加的绝对数目超过小孩增加人数，到2009年为止，许多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已超过孩子人口和老年人口数目的总和（中国依次为7亿和6.5亿）。第三阶段开始于2010年，由于低生育率和人均寿命增加的影响，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呈不断上升趋势。此外，就不同区域而言，东亚、南欧和东欧等中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将率先面临老龄化问题；美国和北欧等国家老龄化相对缓慢，但老龄化增长速度依旧很快；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有数十年的缓冲期，但最终也将面临与高收入国家同样的老龄化问题。

其次，该书向我们展示代际经济活动的内涵、形式及发展现状。随着人口结构的演变，某个年龄段人口和行为的变化会影响其它年龄段人口的经济环境和行为，其中一些影响将通过市场来调节，如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会降低一般的工资水平，老年人口比例增加会降低利息率等；此外，仍有许多代际间的交互影响并不通过市场，如家庭内部资源在父母与子女间的转移,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向孩子和老人提供帮助。对这些非市场化的代际经济行为来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提供和接收转移的规模，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动。就代际经济的活动形式而言，主要分为生产、消费、转移和储蓄四种形式，在工作年龄阶段，生产比消费多产生盈余，而非工作年龄阶段，消费超过生产产生赤字，而转移和储蓄两种经济活动解决了孩子和老年人在生产和消费上的赤字问题。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上，作者对德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就人均水平和总量水平进行了多角度全方面的比较：在人均水平上，德国和印度的消费曲线整体随年龄增加而增加，但德国的消费曲线更陡，即德国老年人相比印度老年人消费更多；此外，就劳动收入曲线而言，德国和印度均呈钟摆状，但德国在65岁后劳动收入迅速趋于零，即不再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但印度下降却非常缓慢，即使在80岁以上仍有不少人从事劳动力市场活动获得劳动收入。在总量水平上，德国老年人的赤字明显高于印度老年人的赤字，但德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盈余也明显高于印度劳动年龄人口的盈余。在转移活动上，作者对美国不同年龄结构上的转移行为进行了比较：在25岁以前主要以私人转移和公共转移为主，且私人转移更多，25岁至65岁期间私人转移和公共转移均为负值，即以转出为主，65岁以后公共转移和基于私人资产的转移为正，私人转移为负，此外25岁以后开始出现基于私人资产和公共资产的转移。

此外，作者通过引入抚养比这一概念来分析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变动对消费的影响。通过对各国抚养比的比较发现：大多数工业化经济体在90年代达到抚养比峰值，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包括日本）即将达到峰值，许多拉美经济体在未来10到15年达到峰值。此外，印度抚养比的增长将延续到2040年，而菲律宾、肯尼亚等国家甚至会延续到2050年。通过对孩子总消费水平与人力资本消费水平的比较发现：孩子的人均消费在高生育率经济体较低（肯尼亚、印度），在低生育率经济体较高（韩国、日本）；此外，也有一些例外，如中国（低生育率与低的人均消费），而瑞典、芬兰（高生育率与高人均消费）。另外，分析老年人劳动收入占消费比例与年龄的变动情况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健康、生产率下降等因素降低了劳动收入，但健康等方面的支出却大幅增加。因此，老年人必须要有其它的收入来源（代际转移）来弥补消费赤字。通过对各国老年人收入来源的比较发现：老人的收入来源主要有家庭转移、公共转移和基于资产的转移三种形式。在家庭转移上，韩国、台湾、泰国等少数亚洲经济体显著，日本、菲律宾、西班牙等国家接近于零，巴西、墨西哥、美国等国家甚至为负；在公共转移上，欧洲和拉美较为显著；而在基于资产的转移上，墨西哥、菲律宾、美国等国家较为显著。

最后，作者提到了人口结构转变的二重性问题。对全球一半左右国家而言，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红利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缓解了公共转移和家庭转移的压力；同时也面临如何利用人口红利期及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而对剩下的一半左右国家而言，人口红利期已过，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可行的措施是鼓励多生孩子、吸引移民和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