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震云，著名作家。1958年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8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现有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手机》等，中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共四百多万字。作品多次被改编和翻译。

内容简介：

民国初年，北方某村的孙村长被人勒死在土窑里。一桩命案，结下两家世代冤仇，物换星移，更朝改代，谁当村长，贪权贪色，仍是干戈杀戮，血水溅地……一个小小的村落，竟展示了古老中国半个世纪错综复杂的社会风貌。小说语言洗练幽默，人物故事神韵无穷，充分表达了作家的文学性格。

出来！中国！

文：08级汉语言文学  且男

《故乡天下黄花》犹若一幅微雕，消解国家主义宏大叙事的视角，全息地将民国建立后六十余年的精致罗纳其中。这样的书写方式，相较官方媒介的历史教科书，无疑更为接近生活，读者呼吸着乡土气息浓重的近代史、当代史的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被催生出强烈的代入感。所谓历史，大抵是自家族长辈的亲历，民间立场的切入描绘，无论艺术文本还是学术研究，对乡土读者的阅读都不会构成障碍，更多时候，恰恰是一种邻人家常式的讲述。

新历史小说的吸引点便在于此，标榜的新史观、新立场实则都是学人画蛇添足的妄自揣度，小说的最大受众毕竟是普通人，数十年国家主义洗脑的民众又怎会关注如此形而上的题旨呢？新历史小说浓烈的乡土气息（往往通过文本中方言、地方词汇的大量运用加以凸显）才是这一文本书写的强力磁场。因此，将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者奉上对抗国家主义的精神神坛是不恰当的，他们只是不经意间用自己最为熟悉的话语范式描绘着血脉相连的所谓历史，这并非超脱性的，而是皈依性的。他们所皈依的佛像神龛背后，巍然耸立的，却又是硕大的利维坦。按朱大可的说法，国家主义的话语训练本身就默含了一整套与之相匹配的价值逻辑，相类的话语圈范使国家主义反叛者和御用文人之间的转换尤其便捷——宋公明乞求招安的精神顽疾困扰着所有中国话语圈中的人们。

所以柏杨老先生在描述他心目中的“酱缸中国”后，无可奈何地感叹道：中国历史的螺旋循环定律至今尚无更改，从先秦到21世纪，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这一评论我们可以解读为，无论主义为何，天子为何，中国的文化土壤几无变化，肥沃的土壤中无论长出何种作物，其化学元素组成仍近乎一致。很遗憾，从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一直到阎连科的《受活》，从“马村”到受活庄，都是深扎在这一土壤之上的鲜活生命，它们的悲剧恰在于它们的真实。

《故乡天下黄花》无处不露着暗合宏大历史的马脚，这一隐喻化的书写在民国初年部分用功尤甚。孙中山、袁世凯的种种争斗在文本中具化、颠倒为了孙、李两家的世代仇杀，也许并非作者刻意为之，但无意间透露出了那一时代的原生态政治，上至社稷，下达村舍，概莫能外。李老喜的死亡看似荒诞，却是历史（或者直接说是作者）对袁世凯复辟的剧烈嘲讽。杀手——许布袋，这一从有产者蜕变为自由无产者的流氓，他的复仇却未能手刃古典中国的老乡绅李老喜。李老喜受惊致死而非遇刺殒命，恰恰呼应了袁世凯的命运：孙文的护国运动风起云涌，却未过长江便因内部怂糠而无疾而终（这也决定了老冯、老得这两位家丁帮手的无能），但孙的反抗却使袁老四根基大损，“中华帝国”也旋即瓦解，袁的百日皇帝梦醒之后不久，便驾鹤西去了。在这里，许布袋符号化了一代“国父”，他的身份设定实则是对国共两个“革命党”的模糊处理，“革命者”的身份在小说第三部分又经由他自己确认，在回绝路小秃这一后起流氓共同逃难的邀请时，他便深以自己老早的“革命资历”为豪了。

在“马村”这片小天地里，“村长”的头衔近乎相当于整个帝国的权柄归属。然而，新官上任的革命党田小喜在裁撤了李老村长之后，却蓦然发现选拔新一任村长着实为难，“因为村里就两个大户人家，除了李家，就是孙家”。这便是中国政治最隐而不宣也是最人尽皆知秘密，无论政局如何变幻，权力永远都是少数人的游戏，也永远都是有钱人的游戏。孙逸仙当年北伐袁世凯失败，并非民国所张本的理念不符人心，而仅仅是空有一番口号与愿景，却没枪没炮，还得看蔡、唐之类军阀的眼色。

整出家族仇杀戏，仍旧脱离不了古典中国的时代仇杀，在这闹剧之中，唯一值得关注的人物设定就只有李文武一人。这一看似腐儒的角色，却隐含着古典中国通往现代政治文明的狭窄路径。当李老喜故去，李文武首先想到的处置是找县司法科老马上诉而非寻枪手报仇，这样的“文斗”套路在这片土地着实难能可贵。近十多年来，一批海外华裔学人对这百年来中国暴力革命的正当性进行了一番超感性剖析，值得借鉴。如唐德刚便认为，当年孙中山绕过民国约法议会斗争不走，而直接选择发动武装反抗的“护国斗争”，看似道义上正确无疑，实则是开了几十年来党派武装争斗的坏头，自那时起，议会斗争便成空中楼阁，而沦落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角力游戏了。

日光之下，本无新事，历史中的帝王将相终究也只是如你我般的裸猿，既定的局限也注定了谱写出的戏码绝非神人圣事。刘震云们的新历史小说究其根本，也断非刻意求奇求新，只是以生活的常识，揉捏入口口相传的材料，以小说的形式书写的乡土历史罢了。

因此，小说中人物的种种荒诞其实并非虚构，这可能背离书本上宣扬的某种历史，然而却是这片土地上的真实存在。不学无术的孙殿元借来胡乱翻了翻“三民主义”便做了民国的村长，后来这“三民主义”却被他哥俩给“揩了屁股”。革命后的利益分配无关乎革命精神的信仰，只要你有钱有势，嚷几声“XX主义”便成。塌鼻子汉奸对孙毛旦说：“鸡巴日本人太霸道，惹恼了爷，打死他几个，我就投八路军了！”假若戏言成真，塌鼻子49年新政后也便成了有功之臣了。土改中人们被发动起来后的群情激昂：“再斗倒一个，不是还得分东西嘛，怎么会不积极！”似乎又和当局宣扬的阶级斗争的道义立场不符。但这一切，却是乡土中国，是真实中国。

无论古典中国哪家王朝，无论民国建政后的何种主义，延绵两千余年的中国仍旧是在历史循环中徘徊往顾。新历史小说的极端写实性不经意间亦透露了这一秘密，刘震云笔下的马庄，其历史是凝固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物更迭，又在人物的频繁转换中使人心生疲劳：从古典中国遗存下来的农村乡绅到红色政权建立之后的革命小将，这些在小说中登场的人物其特质近乎一致——这样的一致性令人恐怖。

古典中国的话语道德规范也许尚无从评价其优劣，文化也很难讲有高下之分。但沉溺于循环剧本的固态文化圈，其静态、封闭的精神特质着实使其的任何弊病都无从剔除。1840后的百多年历史已然生动地在器物、制度层面教导了中国，然而之于文化，似乎仍然是一潭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