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耐着性子读完了《我的名字叫红》。书是很有趣的，但我读它时却必须不断告诫自己读书不可半途而废。我当然有读到一半就扔下的书，也遇见过让我理直气壮地翻了大约三分之一就扔在一边的书，譬如说《沉默的羔羊》和《洛丽塔》，因为不论书和作者的初衷是怎样的，那些文字已经让我感到犯恶心了。

 我想我可以鲁莽地说，这样的书之所以能够以异类的身份与争论的聚焦点流传于世并被评价为有文学价值，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无比写实地描述肮脏的精神与道德世界，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它们冷静地展开龌龊的黑暗景观，给读者以惊骇。在激烈的道德理念碰撞下，读者不是对这类书推崇至极就是像我一样扔下书落荒而逃。我认为它们是理应存在并值得收藏的书，它们值得在我的书架上占有位置，但它们决不能被摆在我床头。

 人的审美观总是迥异于彼此。我听说热带雨林中生存着一种极为艳丽的巨型花，它有多艳丽，它散发的腐臭气味就有多令人难以忍受。对视觉刺激更敏感的人会喜爱它，而忠诚于嗅觉刺激的人则会厌恶它。美与丑都是美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能够那样畅销的原因。既然世上华丽的辞藻和唯美的故事代代相传，描写女尸、肉欲的诗篇必然也经久不衰，因为两者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都在于有彼此的存在。

       《我的名字叫红》是一本好书。我去买并读它自然是因为它的名号，它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 帕慕克的代表作。我想，如果作者把姨夫编纂的那本书（《我的名字叫红》中的故事内容）称邪恶的话，这本书——《我的名字叫红》也可以被称之为邪恶，但毋庸置疑，是一种迷人的邪恶。但书中的凶手已经道出了真理：“我不但明白邪恶是可以被忍受的，甚至，对一位艺术家而言，它更是不可缺少的。”这书的叙述方式很有创新之感。好的小说家绝对会对自己作品的叙述方式精雕细琢，以找到最能表现作品内容的形式。《出版人周刊》评价道：“以酒馆说书人的遣词用字叙述一则历史悬疑故事……《我的名字叫红》有三个层面：它是一个谋杀推理故事……一本哲思小说……也是一则爱情诗篇。”书的每一章都冠以“人们称我为……”或“我是……”为题，以该主人公的自述为内容，我想，没有另外的形式能让一个历史悬疑故事进行得充满历史悬疑之感了。

 鉴于我读的是中文译本，我没有办法感受作品原汁原味的文字美，但尽管经过翻译（为了将新疆吐鲁番的马奶葡萄带给江南的人吃，翻译便起到把葡萄晒成葡萄干的作用），作品的文字还是透露出了令人心悸的美感，如同珠玉，有清澈之感，亦有厚重之感。但让作品富有价值的自然是作品本身体现的思想。奥尔罕?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中描写的细密画家的传统风格与法兰克大师的新风格的冲突，显示着伊斯兰世界的思想与教义与伊斯兰外的世界的思想的冲突。 ­

        细密画家，用他们自己的辨白来说，试图描绘真主眼中的世界。因此他们借由记忆而不是眼睛来描绘事物，他们鄙视个人风格的存在、抹杀个性签名并千篇一律地按照前代大师的方式来作画。他们甚至认为当他们年迈之时，失明便是真主对一个真正的细密画家的最高奖赏，甚至有的画家为年老时没有失明而羞愧不已，一定要装作失明来挽回颜面。当然，法兰克大师的风格便是严格写实的风格，我们都已见过无数伟人的肖像，它们在没有相机的年代让真实的容颜永驻。 ­

        我非常厌恶那些一辈子冥顽不灵的细密画家。他们凭什么把自己脑中想象出来的形象当做安拉眼中的形象？既然每一个细密画家都模仿着前代大师，那么用他们的图画展现的世界不都是最初那个会涂鸦的大师的画法么？这样岂不是将那个蠢蛋看到的世界当做是安拉看到的世界而亵渎真主么？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但比起自己的眼睛都不信，更愿意固执地相信自己脑中的臆想，不是更加愚蠢吗？上天保佑，我真心实意地喜欢那个外号叫“鹳鸟”的细密画家，以及那个外号叫“橄榄”的杀人凶手，因为他们是有反叛精神的

艺术大师，也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眼睛，更有属于自己的头脑。 ­

        细密画家的风格不是偶然。伊斯兰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偏执。偏执使这种信仰比其他任何信仰都要有束缚的威力，不要忘了，创造这种信仰的人的初衷就是利用统一信仰这种方法统一阿拉伯半岛。偏执亦使伊斯兰文明比任何其它文明都要缺乏包容的能力。它让自己统治的世界愈牢固，打破时产生的裂痕和震荡便愈加可惧。但不论这样的思想体系与文明是怎样束缚着人们，他们终究还是会从那些裂痕中看到那些最初使他们惊慌失措的东西并被不由自主得吸引过去。他们最终还是像谢库瑞那样想要属于自己的肖像，像鹳鸟那样想把战争的场面画成真实的震撼而不是两边整齐的队列，像橄榄那样想要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画出自己的 模样，想要把自己的肖像放在姨父编纂的书的第十张图画的中央——放在广大世界的中央。

（文/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