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晚上九点。当我们赶到衢县医院，阿公已经重度昏迷，大大小小的管子从身体里钻出来，连到数字闪烁的看不懂的仪器里。在可怕的沉默中，我们带上口罩，换上鞋套，挨个走进病房。从杭州前来的路上，我做梦都不会想到眼前的场景，更无法接受，这竟是最后的永别。

一个月前，阿公到杭州做射频，住在我们家。他比原先瘦了近乎一半，再看不出原先那个微胖，总是乐呵呵的老人的影子。癌细胞一次又一次死灰复燃，三年多反复的治疗把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干瘦，迟缓。却还算有精神，还会说说笑话，脸上也有些红色，仍然每天早期晨练。他晚上要喝点小酒，我有些吃惊，因为肝癌是十分忌酒的，阿婆早禁止他喝酒，为此他还脸红脖子粗地抗争了很多次。问句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不知为何，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让我无法开口。那是一种隐隐约约感到即将失去的恐惧。一次他询问我学校里的事，我正忙着看电影，有些不耐随便敷衍了几句。现在想起，后悔堵满胸口。

记得阿公查出肺癌时，正值非典肆虐，因此幸运得以较早发觉。当时听见癌都是吓得三魂少了两魂的，全家上下一合计，便计划瞒着阿公，只说是肺炎，要动手术。可阿公那样敏锐的人，哪里瞒得住？不久他便起了疑心，自己把藏住的诊断单找了出来。他只和我们说，第一，他是老干部，这点承受能力得有，不该瞒他；第二，癌又不是不能治，医生不说是良性早期吗，该吃还吃该睡还睡，养足精神去做手术。他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坦然。

痊愈了没过两年，竟又查出了肝癌。虽幸是原发，可病因大约是长年饮酒，加上总是自己当医生，平时配药吃，这一病，就断断续续再没缓过来。

      阿公的乐观让老天多赊给了他几年时间，可最终也无法将他更久地留住。

那是晚上九点，还没入深夜，离黎明更远。我们默默围在他身边，说不出一句话，只有血透仪轻转的咔嗒声。他的眼窝整个凹下去了，面色蜡黄，嘴里塞着呼吸机，胸口坚持起伏着。阿婆去喊他：老余，老余，他们来看你了，晚上刚刚从杭州赶过来，直接来看你了。他的眼珠在眼皮下努力转动，却无论如何都睁不开。妈妈后来说，看到他慢慢流了一滴眼泪。